◎ 評析「從中共血腥鎮壓西藏看中共政權的屬性」

◎ 王崑義 三月十四日，中共以武力血腥鎮壓西藏示威群眾之後，為了粉飾自己的罪行，中共對外堅稱只有十三位民眾遭到「暴徒」殺害，但由達賴喇嘛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說有九十九名藏人遭到屠殺，另外「流亡西藏議會」則發布聲明指稱有數百名西藏人死於動亂中。各方的說法雖然有很大的差距，若對照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開始時也對外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後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來看，這次國際間必然不會再相信中共的謊言。只是我們要回到問題的本質來提出一個疑問，那就是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為何動輒會以武力殘殺自己的人民？這裡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觀察。一、中共政權殘暴的本質 中共政權的本質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暴力革命的混合物，那些藉由農村叛亂起家的中共早期領導者，他們使用游擊戰爭首先建立起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再藉由地下秘密組織所發展起來的共產黨，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並嚴密的控制整個社會的組織，以及社會裡每個成員的思想和行為，最後再建構出一個極具極權主義特徵的一黨專制政權，作為統治社會的有效工具。在這個專制政權中，由於社會各種組織與個人皆被共產黨所控制，社會成員任何的反抗行為，都會遭到殘酷的鎮壓與屠殺。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初，就以「四項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持續社會控制的密碼，所以中共雖然實行改革開放接近三十年，但對社會控制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特別是在鄧小平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經濟發展原則下，任何被中共認為有違社會穩定的反抗力量，也會被他們同時視為是維持政權穩定的最大敵人，無不採取暴力鎮壓的手段快速消弭於無形。 所以，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之時，江澤民在上海就利用中共市委書記的身分，迅速以鐵腕的手段彌平學生抗爭運動，這一項血腥的「戰績」讓他在「六四事件」之後得以獲得鄧小平的青睞，直接被拔擢接任中共總書記的位置。現任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因在一九八九年蠻橫的在西藏鎮壓人民的反抗，而被鄧小平「欽點」為江澤民之後的隔代接班人。 由於中共過去都以這些敢於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作為接班的前提要件，使得各地的中共黨委書記無不起而效尤，只要見到任何人民的反對與抗爭，莫不以最快的速度與最嚴厲的手段進行鎮壓，希望立下「戰功」以後能夠在官場上平步青雲。在這些斑斑血跡之下，中國大陸雖然在經濟快速發展之後逐步走上「崛起」之路，但中共政權暴力的本質不變，對任何反抗的人民動輒進行血腥鎮壓的魔咒依然根深柢固。 二、「以黨領軍」的危害性 中共官方將這次西藏人民爭民主人權扭曲為不法分子的暴力活動，持續以武力對付他們，徒然凸顯在中共「以黨領軍」專政體制下，共軍長期以來，只能扮演中共政權壓迫人民的劊子手，而非如民主法治國家的軍隊，負有保國衛民的神聖使命。 從一九二七年中共在農村暴動挫敗以後，毛澤東在共產黨召開的武漢「八七會議」中，就率先喊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口號，以做為中共維繫農村暴動的能量。這句話不只開啟了中共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之路，也建構出共產黨和軍隊之間一種畸形的「依附」關係。在黨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建制裡，中共的軍隊不是真正國家的軍隊，所以軍隊的任務不是保衛國家，它最大的目的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的穩固。 為了捍衛共產黨的政權，毛澤東更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中總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所以「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要爭黨的兵權」，幾乎已經變成共軍存在的鐵律，更是共軍必須完全接受共產黨操縱始終難以擺脫的桎梏。 這個結果是在一九六○年代，毛澤東雖然因為「大躍進」失敗而讓出「國家主席」的位置，但他仍可利用自己所保留的「黨主席」和「中央軍委會主席」的權力，把繼承「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鬥垮、鬥死，劉少奇即使貴為中共的「國家主席」，但至死都無法以兵權來捍衛自己的生命，何況是捍衛國家！反倒是毛澤東還可以利用手中所操縱的兵權為所欲為，製造十年文革的人間慘劇。 同樣的，鄧小平掌權以後，在集體領導的原則下，他雖然沒有擔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位，但卻可以利用「中央軍委會主席」手握兵權的角色，完全掌控中共的政局，最後雖然讓出軍委會主席的位置，卻還可以以「一介平民」的角色，在幕後操縱國家一切權力，最後更製造出一九八九年血洗天安門抗議學生的「六四事件」。尤其，中共自一九五九年之後，多次以武力血腥鎮壓西藏人民爭取自由，更引起世人共憤。 這些都是過去中共一再堅持「黨指揮槍」的斑斑血淚史，證明在一個沒有民主制度的國家中，「黨指揮槍」不但容易變成人治、人為操縱國家政局的藉口，更容易變成個人奪權鬥爭的工具。尤其是在中共的歷史中，共軍不只被領導者利用為奪權鬥爭的工具，也被利用來維持極權統治的枷鎖，這就形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共軍，沒有共軍就沒有極權體制的惡性循環。 尤其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日前在全國人大所舉行的共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中還強調，「富國和強軍都是中共追求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為了達成這項任務，他要求共軍不只要努力學習中共十七大精神，還要堅定「聽黨的指揮」。從胡在西藏任書記時對西藏強硬的立場，顯示胡錦濤不僅無法超脫中共「以黨領軍」的獨裁體制，更難以帶領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以後繼續向民主化的目標邁進，因此，中國大陸人民勢必還得持續生活在由共產黨來決定他們命運的處境，人民想要當家作主恐怕還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 其實，中共為了維持極權體制的延續性，已將共軍徹底政治化，不只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局和國務院裡出現許多軍隊高層領導佔缺，就連全國、地方人大也多充斥著共軍代表，這種黨政軍不分的專政體制，不只和德國社會學者韋伯所稱的「理性化官僚結構」相悖離，就連美國研究中共的學者麥克里蒂斯都不得不驚嘆：「從來沒有看過像中共軍隊這樣徹底政治化的軍隊」，它「既是戰鬥隊，也是工作隊」，「戰鬥隊」的角色是為了維護共產黨政權的穩定性；「工作隊」的角色卻是扮演中共壓制人民反抗的劊子手，在雙重矛盾的角色中，共軍反而變成中共無法實現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從這兩個面向來看，三一四中共血腥鎮壓西藏人民示威暴亂所引起的風暴，這也讓這些年來受到中共「和平崛起」假象宣傳所蒙蔽的國際社會，將有一個警醒的機會，讓他們重新認識中共政權殘暴的本質。所以，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業，也為了全球社會的良性發展，各國唯有聯合起來改變中共政權殘暴的本質，不再事事對它做出姑息的舉動，這樣人類生活才能持續健康的發展，人類社會也才會有真正和平的未來。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